1596年，在法兰西图赖讷省拉海的春天姗姗来迟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腐臭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火药味。这是一个不安的时代，宗教战争的幽灵仍在法国上空盘旋点石策略，亨利四世的《南特赦令》还要等上两年。瘟疫是常客，死亡比面包更廉价。
在这样一个春天，让娜·布罗夏尔（Jeanne Brochard）正在分娩。她是一个小贵族家庭的妻子，丈夫若阿尚·笛卡尔（Joachim Descartes）是布列塔尼高等法院的法官，一个体面、忙碌、或许有点无趣的男人。
勒内·笛卡尔，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孩，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时机。他出生时，面色青紫，呼吸微弱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熄。他的母亲在分娩中耗尽了本就所剩无几的精力，她自己也患有肺病，咳嗽声是这个家的背景音。
“他活不了几天。”接生婆摇着头，冷漠地说。
展开剩余96%若阿尚·笛卡尔先生低头看着这个小小的、皱巴巴的造物，心中充满了一个父亲的绝望。而孩子的母亲，让娜，在一年后便离开人世。她留给这个世界的，除了另外两个健康的孩子，还有就是这个——小笛卡尔。
勒内·笛卡尔的童年，就是从这个“必死无疑”的判决开始的。
他继承了母亲的苍白肤色和那恼人的干咳。他成了“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”。在那个信奉“物竞天择”的年代，这样的孩子通常会被家族半放弃。
但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他的父亲，若阿尚，虽然常年在外，却对他倾注了一种奇异的、近乎执拗的关爱。他没有把笛卡尔交给粗鲁的乡下保姆，而是委托给了他的外祖母和一位尽职尽责的奶妈。
更重要的是，父亲给他取了一个昵称。
“我的小哲学家。”若阿尚会这样称呼他。
为什么？也许是因为这孩子从不哭闹，只是安静地躺着，用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，贪婪地、困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他似乎总是在思考，思考为什么窗外的树叶会摇晃，为什么光线会在地板上移动。
这个昵称，像一个魔咒，一个承诺，或者一个最精准的预言。
小笛卡尔没有死。他像一株在石头缝里顽强生长的苔藓，活了下来。他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奔跑、骑马。他的活动范围，就是床榻，以及床榻周围几米远的火炉。
一个连站立都困难的孩子，未来将如何撼动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地基？
他唯一的武器，就是那张床。
拉弗莱什的“优等生”1606年。笛卡尔十岁了。
父亲若阿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他要把这个“小哲学家”送进全法国最好、最时髦、最严格的学校——拉弗莱什市耶稣会精英学院。
这听起来像个灾难。一个病秧子，要被扔进一个由400个精力过剩的男孩组成的团体？那里的纪律严明到令人发指，凌晨5点就必须起床祷告，课程排得密不透风。
但若阿尚动用了一切关系。他找到了学校的校长，一位远房亲戚。
“神父，”据传若阿尚可能是这样恳求道，“这孩子很聪明，但他……很脆弱。他不能在凌晨5点起床，寒冷会要了他的命。”
校长（或许是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或许是看在金钱的份上）同意了。
勒内·笛卡尔获得了一项独一无二的特权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赖床。
当其他男孩在冰冷的清晨背诵拉丁文变格时，笛卡尔正裹在温暖的被子里。当他们在操场上进行枯燥的军事操练时，笛卡尔还在床上。他通常在上午十点左右起床，慢悠悠地梳洗，然后直接去上最重要的课程。
这是他一生习惯的开始。在拉弗莱什的八年里，床，成了他的第一个实验室，第一个思想的孕育地。
拉弗莱什是当时欧洲知识聚集地之一。笛卡尔在这里学到了一切：古典文学、修辞学、逻辑学、伦理学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经院哲学。
经院哲学，是那个时代的主流。它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之上，由托马斯·阿奎那等人将其与基督教神学完美地（或者说，僵硬地）缝合在了一起。这是一个庞大、复杂、自洽的体系。它解释了一切：为什么石头会往下掉（因为它有“重”的本性，渴望回归大地），为什么火会往上窜（因为它有“轻”的本性，渴望回归天空）。
笛卡尔是个完美的学生。他的拉丁文无懈可击，他的辩论技巧出神入化。他能用最优雅的词句，证明“实体”和“偶性”的区别(偶性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核心概念之一)。老师们都爱他。
但在这张特许的床上，在那些安静的早晨，当阳光穿过高高的窗户，照亮空气中的尘埃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正在“小哲学家”的脑海中生根发芽。
这一切……都是胡扯。
他学得越多，就越感到空虚。
他问老师：“先生，您说石头因为‘渴望’回归大地才下落。那么，一块石头是如何‘渴望’的？它有灵魂吗？”
老师（也许是沙尔莱神父）可能会回答：“勒内，我的孩子，这是一种‘隐秘的质’，是上帝赋予的‘目的因’。”
“隐秘的质？”笛卡尔在被窝里皱起了眉头。这不就是“我不知道，但它就是这样”的华丽说法吗？
他还学了数学。数学是另一回事。
在数学里，二加二永远等于四。三角形的内角和永远是一百八十度。这里没有“隐秘的质”，没有“或许”和“大概”。数学是清晰的、明确的、不容置疑的。
八年的精英教育结束了。1614年，笛卡尔毕业了。他掌握了那个时代能教给他的所有知识。他走出拉弗莱什的大门，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。
他意识到，他所学的那个庞大的、受人尊敬的知识体系，那些由亚里士多德和教会共同构建的“真理”，可能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。
他，勒内·笛卡尔，一个被所有人（包括他自己）寄予厚望的优等生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
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深渊。他站在深渊边缘，感到一阵眩晕。他该怎么办？
他做了一个所有迷茫的富家子弟都会做的决定。
他去巴黎，参加派对。赌博，喝酒，甚至还卷入了一场（据传闻）的决斗。他试图用放荡的生活来淹没那种“一切皆不可靠”的恐惧。
但这没用。那个深渊还在那里。
1618年，他做出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。他要“阅读世界这本大书”。他变卖了母亲留给他的一些田产，筹集了资金，然后……参军了。
是的，你没听错。那个连早上起床都困难的病秧子，那个“小哲学家”，穿上了军装，成了一名“绅士志愿者”。他加入了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的军队。
一个连石头为什么会掉下来都搞不明白的世界，一个充满“隐秘的质”的世界，不值得信任。他要去寻找一种新的确定性。
他不知道，他寻找的答案，不在战场上，不在巴黎的沙龙里，而是在荷兰布雷达（Breda）小镇的广场上，一块贴着荷兰语谜题的布告栏前。
士兵、梦境与火炉房1618年11月10日的荷兰布雷达，天气很冷。笛卡尔，现在是莫里斯亲王手下的一名（非常悠闲的）士兵，正裹着斗篷，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。
他为什么来荷兰？因为这里是新教国家，正在和西班牙打仗（虽然当时是休战期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新思想。这里是欧洲最自由、最资本主义、最“异端”的角落。
他看到了那张布告栏。上面用荷兰语（他看不懂）写着一道复杂的数学难题。一群人围在那里，议论纷纷。
笛卡尔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。他拍了拍旁边一个看起来颇有学识的男人的肩膀。
“先生，”他用拉丁语（当时的学术通用语）问道，“您能帮我把这个翻译成拉丁语或法语吗？”
那个男人转过身，打量了一下这个穿着军装的年轻法国人。他笑了。
“一个士兵，也对几何学感兴趣？”男人用流利的拉丁语回答，“当然可以。”
这个男人名叫艾萨克·比克曼（Isaac Beeckman）。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只是当地一所拉丁学校的校长，一个医生点石策略，一个……业余物理学家。
但比克曼是笛卡尔一直在寻找的那种人。他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“隐秘的质”。他相信世界是由微小的“原子”构成的，相信世界可以用数学来解释。
比克曼为笛卡尔翻译了那道题。笛卡尔回到住处，一夜之间，解开了它。
第二天，他把答案拿给比克曼。比克曼惊呆了。这个法国士兵不是在装腔作势，他是个天才。
“笛卡尔先生，”比克曼激动地说，“你必须把你对数学的洞察力，应用到物理学上！用数学来解释音乐，解释落体！”
笛卡尔仿佛被闪电击中。
“比克曼，”他后来在信中写道，“你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了。”
在拉弗莱什，数学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种。但在比克曼这里，数学是唯一的钥匙。
这个发现让笛卡尔兴奋不已。他抛弃了军队的（本来也没怎么参与的）事务，和比克曼整日泡在一起，讨论流体静力学、音乐和声和落体定律。
但好景不长。战争的阴影再次逼近。笛卡尔离开了荷兰，辗转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，继续他的“世界之旅”。
1619年冬天。在德国乌尔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。
笛卡尔，23岁。他独自一人，驻扎在一个农舍里。外面天寒地冻，大雪封山。
他找到了全屋最暖和的地方——一个“Poêle”。“Poêle”这个词经常被误译为“火炉”（stove）。它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小壁炉。它是中欧特有的一种房间，一个装有巨大瓷砖烤炉的小隔间，整个房间被烘烤得温暖如春。
笛卡尔整日待在这个小隔间里。黑暗、温暖、与世隔绝。
它就像……拉弗莱什的那张床。
在这里，在与世隔绝的温暖中，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著名、最凶险的思考。
他想：“我在拉弗莱什学到的一切，都可能是错的。我的感官（眼睛、耳朵）也经常欺骗我。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做梦？我怎么知道这个火炉房是真实的？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人是真实的？”
他开始了他那著名的“普遍怀疑”（Universal Doubt）。
他要把所有不确定的东西，都像烂苹果一样扔掉。
亚里士多德？扔掉。
感官经验？扔掉。
别人告诉他的“真理”？扔掉。
他一层一层地剥离，直到……什么都不剩。
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。他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。如果一切都不可靠，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？他可能只是某个邪恶的魔鬼手中的玩物，这个魔鬼让他相信二加二等于四，但实际上可能等于五。
他把自己逼到了绝境。
然后，就在1619年11月10日（请记住这个日期，和比克曼相遇是同一天，整整一年后）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神秘的事件。
他连续做了三个奇异的梦。
我们没法去详细解梦，但这些梦至关重要。
第一个梦：他走在街上，被一阵猛烈的旋风（代表怀疑和谬误）吹得站立不稳，他想躲进一座教堂，但身体右侧却感到一阵剧痛（代表他过去的罪恶？）。 第二个梦：一声巨响，如雷霆霹雳，将他惊醒。他发现房间里火花四溅（代表真理之光？）。 第三个梦：他平静下来。他发现桌上有一本书，一本字典（代表所有知识的汇集），还有一本诗集（代表灵感与智慧）。他翻开诗集，看到一句诗：“我该选择哪条人生的道路？”（Quod vitae sectabor iter?）第二天早上，笛卡尔从火炉房里走出来，他不再是那个迷茫的士兵。
他获得了“启示”。
他相信，这三个梦是神（或者某种宇宙理性）在指引他。第一个梦是警告，第二个梦是打击，第三个梦是答案。
答案就是：用一种统一的、基于数学理性的“奇妙科学”（Scientia Mirabilis），来重建整个人类知识的大厦。
他不再怀疑了。他找到了他的使命。
为了感谢圣母在梦中给他的指引，他发誓要去意大利洛雷托（Loreto）朝圣。
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疯狂。现代哲学的奠基人，他的灵感居然来自三个（可能由消化不良引起的）噩梦？
但笛卡尔自己就是这么说的。
他离开了军队。他去朝圣了。然后，他像一个幽灵一样，在欧洲游荡了近九年。
这九年，是笛卡尔生平中最神秘的“空白期”。他在干什么？历史记录非常稀少。有人说他是在躲避什么，有人说他加入了神秘的“蔷薇十字会”，甚至有人说他是法国派去刺探情报的间谍（毕竟他剑术高超）。
那么这个找到了“奇妙科学”钥匙的天才，为什么要东躲西藏？他在害怕什么？
荷兰的隐士与被烧毁的《世界》1628年。笛卡尔32岁了。
他厌倦了漂泊。他需要一个地方，一个可以让他安静地、不受打扰地完成那场“火炉房之梦”的地方。
他没有回法国。巴黎太吵闹，社交太烦人，而且……法国的天主教会势力太大。
他选择了荷兰。
这个决定，塑造了他余生的轨迹。荷兰，这个低地之国，是他的避难所，也是他的战场。
他不是去阿姆斯特丹，不是去那些大城市。他搬到了一个又一个偏僻的小镇。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，他搬了至少24次家。
他成了一个“哲学界的007”。他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。他的地址只有极少数几个朋友知道，比如他一生的“学术经纪人”——马兰·梅森神父（Marin Mersenne）。
“我在这里享受的安宁，”他给朋友写信道，“比任何国王的宫殿都要甜美。”
他为什么要这么神秘？
因为他正在做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他正在写一本书，一本试图解释宇宙万物的书。他称之为《世界》（Le Monde），该书也被称为《论光和论人》。
在这本书里，他试图用他那套“奇妙科学”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理学和解析几何）来解释一切：行星如何运行，光线如何传播，潮汐如何涨落，甚至……人体是如何运作的。
他是一个“机械论者”。他相信宇宙是一台巨大的、精密的机器，像钟表一样运转。上帝是那个钟表匠，他设定了最初的运动定律，然后就（基本）不管了。
这套理论里，没有“隐秘的质”，没有“目的因”。行星绕着太阳转，不是因为它们“渴望”光明，而是因为它们被一种以太的“漩涡”（Vortex）推动着。
这是一个激进的、革命性的、也是……异端的想法。
因为，在他的“漩涡理论”中，地球不可避免地是绕着太阳转的。
他小心翼翼地写作。他知道这很危险点石策略，但他相信自己能搞定。他可以在神学上自圆其说。
他花了四年时间。到1633年，书稿基本完成了。他准备出版了。
然后，灾难降临了。
1633年夏。一个消息从罗马传来，像一道寒流席卷了整个欧洲。
“嘿，勒内，”据传梅森神父的信是这样写的，“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意大利人，伽利略……出事了。”
伽利略因为捍卫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“严重怀疑异端”，并被软禁终身。他的书被列为禁书。
笛卡尔收到了这封信。他惊呆了，然后是彻骨的寒冷。
伽利略犯的“罪”，正是他笛卡尔即将在《世界》里大书特书的“罪”——日心说。
笛卡尔不是一个殉道者。他是一个谨慎的、爱惜羽毛的、甚至（说白了）有点胆小的绅士。他珍视自己的安宁，胜过珍视立即发表真理。
他给梅森写了一封惊慌失措的回信：
“这（伽利略被定罪）让我大为震惊，我几乎决定烧掉我所有的手稿，至少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们。……我绝不会，在违背教会权威的情况下，发表任何只言片语。”
他退缩了。
他把《世界》的手稿锁进了箱底。那个他耗费了四年心血、试图解释整个宇宙的计划……流产了。
这是笛卡尔一生的转折点。他是一个天才，但他也是一个（在某些方面）的懦夫。
但思想的火焰一旦点燃，就无法被轻易熄灭。
他不能出版《世界》，但他可以出版通往《世界》的那条路（方法论）。
他想：“我不能告诉他们宇宙是怎么运作的。但我可以告诉他们，我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。”
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。一本匿名的、用法语（而不是高深的拉丁语）写的小册子，这样普通人也能看懂。
1637年，这本小册子出版了。它的全名很长，但我们通常只叫它——《谈谈方法》（Discours de la méthode），或者《方法论》。
这本薄薄的、看似无害的小书，引爆了一场革命。
“我思”的风暴《方法论》表面上是一篇谦逊的“学术自传”，讲述了一个绅士（就是他自己）如何对旧知识感到失望，并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新路的“心灵鸡汤”。
但它的内核，却是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全面宣战。
在这本书里，他提出了他那著名的“四条准则”，核心就是：只接受那些你清楚明白地认识到是真的东西。
然后，他重新上演了他在火炉房里的那场“普遍怀疑”。
他再次假定一切都是假的。他的身体是假的，天空是假的，数学也可能是假的（那个邪恶的魔鬼在骗我）。
他把自己再次逼到了那个虚无的绝境。
然后，他抓住了那根救命稻草。
“但是，当我试图怀疑一切时，我立刻注意到，这个正在怀疑的‘我’，必然是某种东西。我注意到，‘我思，故我在’（Je pense, donc je suis / Cogito, ergo sum）这个真理是如此的牢固、如此的确定，以至于所有最夸张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动摇它。于是我断定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它，作为我所寻找的哲学的第一原理。”
Cogito, ergo sum.
这句话，今天听起来像一句印在T恤上的口号。但在1637年，它是一把利剑。
为什么？
因为它把真理的基础，从上帝或者教会或者亚里士多德，转移到了个人的、主观的意识上。
他没有说“圣经说，故我在”，也没有说“亚里士多德说，故我在”。
他说的是：我（勒内·笛卡尔）自己，通过我自己的思考，确定了我自己的存在。
这是现代哲学（甚至现代自我）的诞生日。个体理性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他从这个“我思”出发，像一个几何学家一样，开始重新“证明”整个世界。
我存在。（因为我思） 我心中有一个“完美”的观念（上帝的观念）。 我这个不完美的存在，不可能凭空造出“完美”这个观念。 因此，这个“完美”的观念，必然来自一个真正完美的造物主——上帝。 所以，上帝存在。 一个完美的上帝，是不会造出一个“邪恶的魔鬼”来系统性地欺骗我的。 因此，我感官所感知的这个外部世界（物质世界），大致上是真实存在的。看！他用短短几步，就把上帝和世界都“证明”回来了。
这套逻辑……说实话，漏洞百出。尤其是第2步到第4步（本体论证明），被后来的哲学家（尤其是康德）批得体无完肤。
但在当时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他必须用“我思”把上帝拉回来，否则宗教裁判所马上就会来敲门。
《方法论》火了。它匿名出版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作者是谁。荷兰的思想界炸开了锅。
最激烈的批评者来自乌得勒支大学的神学家，吉斯贝特·富歇（Gisbertus Voetius）。
富歇是一个刻板、暴躁的加尔文派教徒。他读了笛卡尔的书，气得发抖。
“这个人！”富歇在讲坛上咆哮，“他从‘我思’出发？这是把人放在了上帝前面！他假装证明了上帝，但他那个‘上帝’只是他逻辑的一个工具！他是个无神论者！一个伪装成天主教徒的魔鬼！”
富歇发动了一场针对笛卡尔的全面战争。他动用关系，让乌得勒支市议会通过决议，禁止在大学里教授笛卡尔的哲学。他的学生写了无数小册子，辱骂笛卡尔是“异端”、“骗子”。
笛卡尔，这个自诩“隐士”的人，被迫卷入了激烈的论战。他不再是那个躲在箱子后面写《世界》的胆小鬼。他现在是“我思”的捍卫人。
他的回击（通常是匿名的）尖酸、刻薄、充满智慧。
“富歇先生，”据传他这样写道，“你似乎不是在用‘理性’阅读，而是在用‘愤怒’阅读。”
这场论战持续了数年，从乌得勒支蔓延到莱顿。笛卡尔在荷兰成了名人，也成了公敌。
在荷兰的那些年里，他并不总是“隐士”。他曾与一位名叫海伦娜·扬斯（Helena Jans）的女仆同居。1635年，他们有了一个女儿，弗朗辛。
笛卡尔深爱着这个私生女。这是他冰冷的理性世界里，唯一的温暖。他计划把她带回法国，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。
1640年，正当他与富歇激烈论战时，五岁的弗朗辛，突发猩红热，夭折了。
我们不知道笛卡尔当时的具体反应。他是一个极度内敛的人。但他的传记作者阿德里安·巴耶（Adrien Baillet）写道：“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，”——或者说，唯一一次被人看到的——“无法抑制的悲痛。”
这个“我思”的巨人，这个试图把宇宙变成一台机器的男人，终究只是一个会哭泣的、脆弱的父亲。
瑞典女王与5点的清晨笛卡尔老了。他五十多岁了。他累了。
荷兰的论战永无休止。富歇的继任者们还在攻击他。法国也不安全，投石党运动爆发了。
他是一个国际巨星，但他没有家。
就在这时，一封来自北方的信，带来了（看似）的救赎。
瑞典女王，克里斯蒂娜（Queen Christina）。
克里斯蒂娜是当时欧洲最古怪、最聪明、也最危险的统治者。她23岁，精力旺盛，求知若渴。她把斯德哥尔摩变成了“北方的雅典娜”，她用重金搜罗全欧洲的学者、艺术家和手稿。
现在，她想要收藏她“皇冠上的明珠”——勒内·笛卡尔。
她热情地邀请笛卡尔来斯德哥尔摩，做她的私人哲学导师，帮助她建立一个“科学院”。
笛卡尔的朋友们都警告他。
“别去，勒内。”他们说，“斯德哥尔摩是个冰窖。那个女王是个暴君，她会榨干你的。”
笛卡尔犹豫了。他讨厌寒冷，他一辈子都讨厌寒冷。
但他更受不了荷兰的那些“苍蝇”（他如此称呼那些攻击他的神学家）。但是，一个女王的盛情邀请，一个可以让他实现“奇妙科学”梦想的科学院……诱惑太大了。
1649年秋天。他登上了去瑞典的船。
斯德哥尔摩。如他所料，冰冷、阴郁、粗野。
克里斯蒂娜女王……比他想象的还要“精力旺盛”。
女王对笛卡尔非常尊敬，但她尊敬的方式，有点特别。
“笛卡尔先生，”女王说，“我非常渴望学习您的哲学。但您知道，我日理万机。所以，我只有早上有时间。我们每天早上5点，在我的图书馆见面，如何？”
早上5点。
笛卡尔，这个一辈子都在上午10点起床的男人。
这个在拉弗莱什靠“赖床特权”活下来的男人。
这个在温暖的火炉房里构思出整个哲学的男人。
现在，被要求在北极圈的冬天，在天还没亮的凌晨，穿过寒风和冰雪，去一个没有暖气（为了保护书籍）的巨大图书馆，给一个23岁的女孩讲哲学。
这简直是命运开的最恶毒的玩笑。
“陛下，”笛卡尔（据说）试图挣扎一下，“也许……7点？或者……下午？”
“5点。”女王说。她不是在商量。
164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。笛卡尔别无选择。
他每天凌晨4点，在黑暗和冰冻中爬起来。马车在结冰的街道上颠簸，寒风穿透了他的斗篷。他到达图书馆，牙齿打着颤，开始给女王讲解“我思”和“灵魂的激情”。
而女王，裹着熊皮，精神抖擞。
他坚持了三个多月。
1650年2月1日。笛卡尔从王宫回来，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寒战。他病倒了。
他得了肺炎。
在那个时代，肺炎基本等于死刑。
女王派来了她最好的医生。不幸的是，女王的医生执行的是“放血疗法”。
笛卡尔，作为机械论者，对放血疗法深恶痛绝。他认为身体是精密的机器，胡乱“放水”只会毁了它。
“先生们！”他躺在床上，发着高烧，对围着他的医生们喊道，“放过我！如果我非要死，也请让我死于上帝之手，而不是死于你们之手！”
但他太虚弱了。医生们强行按住他，切开了他的血管。
他们给他放了血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
笛卡尔的病情急剧恶化。
1650年2月11日。在那个冰冷的斯德哥尔摩清晨，在他最痛恨的时刻，勒内·笛卡尔停止了呼吸。
他死于寒冷。
头骨漂流记笛卡尔死了。但故事远未结束。他的冒险，才刚刚开始——以一种他绝未想到的方式。
他先是被葬在瑞典一个孤儿墓地（因为他是天主教徒，不能葬在路德宗的公墓）。
17年后，法国终于想起了他们这个伟大的儿子。他们决定将他的遗体迁回巴黎。
迁徙开始了。在遗体运送途中，一个瑞典卫队长，（据传）出于对这位大哲学家的“景仰”，做了一件“小事”。
他打开了棺材，偷走了笛卡尔的头骨。
他用另一个无名氏的头骨换了进去。
于是，笛卡尔的“身体”回到了巴黎，被隆重地安葬在圣艾蒂安杜蒙教堂。而他的“思想”的容器——他的头骨——开始了在欧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“漂流”。
这个头骨被当作珍奇的收藏品，在瑞典贵族手中传来传去。它被拍卖，被赌博输掉，被当作礼物赠送。
1700年代，它落到了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（Berzelius）手中。贝采利乌斯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尊贵的头骨上，居然还被前任收藏者刻上了一行蹩脚的拉丁文诗。
直到1821年，这个饱经沧桑的头骨才终于回到法国，现在被收藏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（Musée de l'Homme）。
这是一个完美的、荒诞的、充满黑色幽默的结局。
他的思想，留在了他的著作里，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地基。
而他的身体和他的头，则天各一方，上演了一出离奇的黑色喜剧。
他用怀疑开始，试图用理性建立“确定性”。他失败了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的。他的物理学（漩涡理论）被牛顿彻底推翻。他的上帝证明被康德驳倒。
但他成功了。
因为他教会人们一件事：去怀疑。
去怀疑那些被告知的“真理”，去怀疑那些“隐秘的质”，去怀疑那些权威。并且，最重要的是，敢于去寻找那个唯一无法被怀疑的出发点——你自己。
“我思故我在”点石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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